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日前发布消息称，根据工信部对号码携带工作的整体部署，天津、海南、江西、湖北、云南五省（市）各运营企业于12月1日推出新业务受理流程。依照新流程，除了以往拨打客服电话或去营业厅外，用户还可以通过发送短信或是掌上、网上营业厅查询携号转网资格，且在办理完携转业务申请后1个小时内即可正式携转到新的运营商，被认为是极大地提高了转网的透明度和便利性。

“携号转网”并不是新鲜举措。早在2006年，原信息产业部就确立了“携号转套餐”或“携号转品牌”政策；2010年和2014年，工信部分两批分别在天津、海南和江西、湖北、云南启动携号转网试点，算起来已有数个年头；2016年12月，工信部印发《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（2016－2020年）》，明确提出“推动移动电话用户号码携带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实施”。因此，尽管此次携号转网新流程依然还在试点的五省市，但透过上述两点举措的针对性，可以读出两点明确的信息：一是“携号转网”的全面推行不可逆转；二是要强化“携号转网”用户的获得感。

无论是当初从保障移动电话用户资费方案选择权，还是在2016—2020年行业发展规划中作为“提升行业服务质量”举措，携号转网的政策初衷都是基于扩充用户的“用脚投票”权利，倒逼运营商提升服务质量。然而，从此前的试点来看，用户的整体获得感反倒并不高。一方面，如工信部副部长罗文在今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谈到“携号转网”时所言，试点过程中的确发现了一些技术方面的客观困难；另一方面，部分运营商的转网便利性一直以来与用户预期有很大差距，出现了诸如“电话卡无法被正确识别”“无法登录运营商服务站”等新问题，被用户解读为没有跳出眼前利益。

早在2016年就有报道指出，全球已有70多个国家实施了“携号转网”。这意味着，作为一项基本的用户选择权，“携号转网”是大趋势。参照这些国家的经验，“携号转网”虽然带来了用户在不同运营商网络之间的“迁徙”，但并不一定会导致主运营商用户的流失。有研究指出，在日韩等国，政策实行初期的确使主运营商市场份额下降，但3年窗口期过后，主运营商的市场份额就开始保持稳定；在希腊、葡萄牙等国，这种政策反而加大主运营商的市场份额；在捷克、立陶宛等国，新政策甚至遏制了主运营商的市场份额下降趋势。换言之，“携号转网”并不必然带来利益损失，反倒有可能成为新的机遇。

有论者称我国“三大运营商用户比例相对均衡”，“携号转网”对于行业结构的优化作用有限；还有人指出，在三大运营商资费水平差别并不明显的情况下，用户的“携号转网”受益有限。对此，一方面，必须严格区分的是，用户是否有选择权，与用户作选择后受益多少是两回事，不能以后者来代替前者；另一方面，在目前的竞争格局下，“携号转网”恰恰突出了用户导向和提升服务的重要性。这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当运营商千方百计地想通过一些规则设计阻止用户转网，反倒强化了用户的转网意愿。

概言之，在宏观政策方向不可逆转的前提下，与其担心新政可能带来用户“转出去”所造成的利益损失，倒不如在如何吸引用户“转进来”上下功夫。既然政策的起跑线是一致的，无疑谁适应得更快，让用户看得到更多诚意，谁就更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